一、1930年1月5日 毛泽东在古田复信林彪。

信中总结两年多创建、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复信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信中对当时国际国内的基本矛盾和革命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说明了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复信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指出：那种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是错误的；那种全国范围内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复信还批评了犯革命急性病的错误，指出：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备注：这封信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二、1939年1月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汪精卫叛国投敌事件等问题发言。

发言指出：蒋介石最近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都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又要限制我们。蒋的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须发出一个指示电，并规定宣传标语，动员所有报纸刊物发出反汪拥蒋的言论。

备注：蒋介石的政策是联共又反共

三、1952年1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北京市委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

发出大规模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号令。批语要求各大中小城市一律仿照北京的做法，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罪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给以重大的打击。各级党委要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同时指出：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这个批语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同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介绍正在全国范围展开的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情况，提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毒害，在中国的阶级社会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要完全彻底地铲除这一积害，必须全社会都动员起来，展开三反斗争。讲话指出：我们号召全国工商界人士参加这一斗争，进行检举和坦白运动。这不仅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树立新的社会风气上将有所贡献，即在工商界人士的自我改造上也将有所收获，并利于他们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一道前进。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

备注：这篇讲话要点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